自从“深圳大学‘封校’惹争议”的新闻发布以来，未见校方的正式回应。校方“出于安全考虑”，虽然在主观愿望上是好的，但种种理由都不能证明这个做法的正当性。新闻报道中又是“全国惟一”，又是“嫌贫爱富”，深圳大学校方背负的指责够沉重的，相信他们内心里的委屈也一样沉重。
如今，许多事都仿佛是“知易行难”。大学的管理也一样。“以人为本”，“与国际接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类的说法耳熟能详，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往往让人跌破眼镜。深圳大学这回的做法就是一例。
在国内的大学中，管理者是强势，教师和学生是弱势。也许是在强势地位上呆久了，管理者养成了代表弱势的习惯。我估计，深圳大学实行“封校”之前肯定没有经过教师和学生参与的民主讨论，他们只是习惯性地“代表”了教师和学生，将自己的感受强加到了他们身上。校方从学生和教师的利益出发的“安全考虑”，其实还是更有利于自己。因为对管理者来说，这样最简单易行，又可立竿见影，而且也有社会上封闭式管理的住宅小区的成功范例在前。
然而，大学不是住宅小区。后者主要是私人领地，而前者则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作为公共空间，大学就应该是开放的，而校内外的交流应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国立大学不仅要通过培养学生，或者提供研究成果来服务于社会，它本身还有另一个更直接的功能，即利用其现有设施、设备和文化资源服务公众，辐射社会。如大学的运动场、体育馆有向社会开放的义务，它的图书馆也有向公众开放阅览、查阅资料的责任。
以笔者的观察，进入新世纪，中国大学的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有退步的迹象。前不久媒体报道的湖南大学美雅国际教育学院动用先进的指纹扫描仪对学生上课进行“指纹考勤”，就令人啼笑皆非。各大学的管理者总是在比谁更严格，谁更“规范”，很少听见哪位管理者在致力于营造宽松的环境和氛围上下工夫。而后者恰恰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封校”的做法，从更深层的理念上看，就是一种非社会性的单位意识。这种意识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六七十年代流行，到80年代逐渐有所改变。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再次影响了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对管理者来说，“封校”大不了遭到舆论的非议，但只要这样做能保证学生四年中平平安安地不出事，就算“成功”了。
客观地看，这其中确实存在着几多无奈。可是，无奈之后，大学却越来越不像大学，而在向“后中学”或“中学后”靠拢。一群成年人被封闭在校园之中，接受严格的调教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过着他们熟悉又厌倦的中学式生活，其结果只能是精神愈加幼稚化，愈加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走笔至此，猛然看到一本书的标题“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价值观影响人类的进步”这个说法的确有道理。大学管理的缺失，根子还在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出了问题。价值观直接决定实施的原则和方式。现在实行的包办式管理不可能让大学管理走出困境。没有真正的自主式管理，大学不仅更不像大学，而且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