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及部分教师代表日前呼吁政府对大学管理“放权”：他们认为现在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理，造成大学无法做到自主管理。如果对现在的运行体制再不进行改革，深圳大学的发展将很难有大的突破。

    《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为深圳制定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的目标，而不管是科学发展、自主创新，还是城市创新、创新文化这些先锋指标的达成，大学的科研、学术创发能力都与之有关―――“先锋城市”的建设应与“先锋大学”的发展并行不悖。由是观之，“放权”建议立意可谓高远。

    章校长关于“深圳可以考虑学习香港大学的办学经验进行创新”的建议，也的确可以从现行香港大学的管理架构找到落脚点：虽然香港的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性质，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事会。

    但是，假如在高校管理体制上推进“深港一体化”的进程仅止步于此，却不免令人失望。因为大学的管理是分两个部分的：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外部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的管理。而现在章校长的诉求只是“争取包括资金管理等方面在内的自主管理权”。换言之，是希望摆脱来自上面的行政权力的干扰。对于如何革除在内部管理上的行政化弊端，则并无详细说明。而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行政人员所占有的资源远远高于教学科研人员―――且不说教学内容的安排、学科体制的确定等，大学教授均没有发言权的，科研经费的申请、划拨方式也完全是行政主导。这种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对于大学的主体性同样是一种损害。

    当然，我们也在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成就展上，看到章校长“兴奋地向记者和观众推荐自己学校的学术明星”、但是这样的重视显然远远不够。我们不妨设想，多数中国高校在日渐“衙门化”、“公司化”的过程中，即使向上要到了政策和一定程度上的自主管理权，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就能水到渠成地来个勃发吗？深大能够担当深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城市的发动机角色吗？在目前这种僵化、行政化的操作平台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赋予大学财政使用及人才引进方面灵活机动的权利”这些建议一旦成事，所扩大的最多只是学校内部的行政权力范围。

    祈求行政的“放权”和立法的“赋权”尚有多道程序要走，但是在学校内部的事务上，作为对现代大学精神有所体认的大学领导，总可以先尝试着改变些什么吧。香港的大学除了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事会，其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所组成的教务委员会来处理。假如秉持前述打造“先锋大学”的气概，大学领导眼光向上要求政策和放权，莫如眼光向下在内部先行改变行政主导学术的痼疾。漠视来自香港的“教授治校”的先进经验，难保不会被曲解是为内部的狭隘利益鼓与呼，与外界民众的福祉依归并无多大联系。那些不甘于作为完全被动的被管理者的教授们，其实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学校行政部门要求“放权”。□李睿宇